“新机制”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义务教育负担研究

doi:10.3969/j.issn.1005-2232.2014.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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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障义务教育投入范围和水平，缩小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务院于12月24日颁布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新机制”的提出，不仅是我国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更是对长久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的有力回应。“新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权责，按比例分担；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不少研究指出，“新机制”成效显著，通过上移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层级，“新机制”增加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义务教育投入比重，提升了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投入水平，缩小了城乡教育投入差距[1-3]。不过现有的对“新机制”在减轻农村家庭义务教育负担方面的研究还为数不多，采用实地调研数据来评估“新机制”在减轻农村家庭义务教育负担方面成效的研究更为少见。纵观现有关于家庭义务教育负担的文献，有这样几个特点：一，研究者对“家庭教育负担率”的计算方法已经达成共识，一般有“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和“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两种[4]，但前者更为通用，因此本研究也采用这种方式。丁小浩和薛海平[5]利用1997-2000年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的数据，估算出城镇居民的义务教育负担率在6%-6.9%左右；张瑛和路宏[6]采用2006年四川、湖北两省农村调研数据，估算出这一比例在9%-10%。另外，迟巍等人[7]利用2007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数据，计算出小学家庭教育负担率为9.57%，初中家庭教育负担率为15.11%。涂瑞珍和林荣日[8]利用2008上海城乡调查数据，估算出小学为11.84%，初中为13%；二，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即以城镇为对象的研究，多采用计量模型进行讨论，而以农村为对象的研究，多采用描述统计，也有一些城乡比较研究；三，微观研究为主，宏观研究不多见。在现有文献中，以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为多，不仅涉及到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还进行了细分，考虑了教育支出的结构。但在宏观层面，由于缺少直接的加总数据，使得相关研究较少。在2003年，雷万鹏和钟宇平[9]利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进行过一个宏观的估计，但由于该年鉴未直接提供家庭教育支出的数据，所以他们使用了“人均文化教育支出”来代替。以上研究为本文中负担率的测算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也使我们注意到，受限于数据（多数都是横截面数据），现有研究基本上都无法回答“新机制”究竟是否降低了我国农村地区家庭的教育负担这一问题。本文沿用既有文献对于家庭义务教育负担的测算方法（即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利用2011年在河北、山东、广西三省六县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揭示“新机制”实施后农村家庭义务教育负担情况，为相关政策改进提供参考。本文的总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调研情况和样本分布，并将被调研的家户分为“全样本家庭”“低保家庭”和“寄宿生家庭”；第三部分分小学、初中考察了不同类型家庭的教育负担率；第四部分分小学、初中考察了不同类型家庭的教育支出结构；第五部分讨论了营养午餐计划和贫困寄宿生补助问题；最后是小结，并给出若干政策建议。

摘要 2005年底，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我国开始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新机制”）。根据对河北、山东、广西三省六县部分农村家庭的调查发现，“新机制”实施后，农村家庭义务教育负担水平较为合理，不过，低保家庭和寄宿生家庭义务教育负担依然较重。为此，政府有必要进一步规范农村地区学校收费行为，在减免应交杂费的基础上，加大对低保家庭学生的生活补助力度。另外，调研结果还显示，营养午餐计划的覆盖范围和补贴额度都应该在未来得到加强，才能够保证农村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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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一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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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机制, 农村家庭, 义务教育负担

Abstract：By the end of 2005,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burden on farmers and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China began to implement compulsory education funds safeguard mechanism ("new mechanism"). According to a survey in Hebei, Shan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it is found that the "new mechanism" is well implemented, and the burde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rural households is at more reasonable levels, but that of low-income family and boarders’ family remains heavy. To end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regulate the rural school fees, and to increase subsistence living allowance efforts. In addition, the survey also shows that the coverage and the amount of free lunch projec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students.

Key words： New mechanism rural family compulsory education burden

收稿日期: 2014-02-10

基金资助:

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世界一流教育学科与中国教育创新”基地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 唐一鹏 E-mail: typ@mail.bnu.edu.cn

作者简介: 唐一鹏，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博士生；胡咏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用本文:

唐一鹏, 胡咏梅. “新机制”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义务教育负担研究[J]. 基础教育, 2014, 11(2): 47-63. TANG Yi-Peng, HU Yong-Mei. Compulsory Education Burden in Rural Family in the Post-new-mechanism Era. JSS, 2014, 11(2): 47-63.

链接本文:

https://jss.ecnu.edu.cn/CN/10.3969/j.issn.1005-2232.2014.02.007 或 https://jss.ecnu.edu.cn/CN/Y2014/V11/I2/47